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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之子梅小璈:东京审判后的父亲梅汝璈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6-09-29 09:39|来源:www.zghy666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对话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之子梅小璈:东京审判后的父亲梅汝璈

(原标题:对话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之子梅小璈:东京审判后的父亲梅汝璈)

约访梅小璈先生,他在微信中说:“你住在哪里,我过来吧。”约在北京崇文门地铁口,我等错了一个出口,他电话说:“没事,我马上走过来。”其实,64岁的梅小璈这段时间非常忙。因为今年是“东京审判”开庭70周年,各方纪念活动不断。70年前的3月20日,他的父亲梅汝璈从上海启程,搭乘美军飞机前往东京,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。他原来以为只要几个月时间,没想到审判历时两年半。那段岁月,梅汝璈法官经历座次分歧、量刑争议等诸多波折。当年,他有一句话流传甚广:“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,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。”悲壮之情溢于言表。最终,11名法官以6:5的微弱多数裁定,判处东条英机、坂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,16人被判无期徒刑。正因如此,后人称梅汝璈为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。“东京审判”成了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,他的故事也被反复讲述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梅汝璈从东京归来之后,这位顶尖法学家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?梅小璈先生“东京审判”到1948年11月底结束,梅汝璈先生回国后去了哪里?先到香港躲了一段。那个时候,国民党政府准备任命他做司法部长,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话,是一定要去台湾的,因为当时蒋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。我父亲没有接受,躲到香港去了。当时在中共这边,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他的工作,后来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,就有中共方面的人员来联系,准备安排他北上。当时有一大批文人都在香港,后来他们分批北上。对的,还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也在香港。我父亲没有他们那么出名,在国内的政治活动里不是那么活跃的,但也有安排。据说,我父亲在中共人员的安排下化装成商人,坐一条运煤的船北上。半路到舟山附近,还被国民党的军舰截住,要检查证件。护送我父亲的人拿出钱来贿赂军官,结果军官把钱拿走了,没有认真搜查,而且海军的军官也不认识梅法官,要认出来的话,也许就抓走了。到北京是什么时候?1949年底吧。到了北京以后,担任什么职务?当了外交部顾问,后来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。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,在那儿上班,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,就是研究一些文件,做点翻译。外条法司有个专家室,负责人是国际法的泰斗周鲠生,当过武汉大学校长。后来,“东京审判”中担任中方顾问组组长的倪征燠先生也从上海调来这里,那时候倪先生所在的东吴大学已经被合并掉了。你们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里,是外交部的房子吗?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,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。我父亲是一个人先回来,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,再去香港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回来。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,反正房租交给房管局,就在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后面。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平房,是杜月笙给孟小冬买的房子,后来他们都到香港去了。到了文革前,我们搬到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,那个时候觉得有暖气、煤气,条件真的是挺好的。搬走之后,那个平房空下来,后来变成大杂院了,据说到80年代,杜月笙的后人还来找过这个房子。那个平房是个小的四合院吗?不是规整的四合院,有西房和北房,东南没有房间,但上面也是青砖瓦的,中间有一个小庭院,不只我们一家住。住的条件在当时还算可以吗?我觉得在平房里算可以的。我们一家四口住四五间房,房间不是很规整,但面积不算小,有时候老家来亲戚住一下,也不觉得拥挤。房子里还有西式的卫生间,有一个抽水马桶。这在50年代很少见,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边上院子里的卫生间,还是那种需要淘粪工人来清理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同学来玩,都对抽水马桶的水箱很好奇,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水下来,特新鲜。你们祖上有什么背景吗?完全没有。我父亲是1904年生在江西南昌县,祖父稍微有点文化,当时新式小学刚刚出现,祖父没把父亲送私塾,而是送进了城里的小学。我父亲12岁的时候,就考到北京的清华学堂,就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的。那时候,清华学堂是八年制,也没特别分专业,英语的训练比较强。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到美国去留学,我父亲是1924年去的。梅汝璈直接考进了斯坦福大学?对,他在在斯坦福读了两年,读文科基础。然后1926年到芝加哥大学,读了两年就拿到了英美法学博士学位。这个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。梅先生回来后就一直在大学任教?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,到欧洲游历了一番,1929年回国,先后在山西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。还长期担任立法委员,参与过很多法律的制定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要追究日本战犯的责任,他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。这里有个悬案,到底是谁推荐梅先生去担任这个职务的?确实有好几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王世杰推荐的。他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,而且也是清华出身,后来留英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荐的。向先生比我父亲大十来岁,他也是从清华出去的,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博士。据说当时中国政府选派向哲浚出任“东京审判”中方法官。但向先生考虑到起诉惩治战争罪犯,检察官的责任可能更为重大,加上年龄等因素,推荐清华学弟我父亲出任法官,他自己担任检察官一职。接到这个任命,你父亲觉得意外吗?当时我还没有出生,不是很清楚。其实他就是一个书生,没在政界做过什么大官,也没当过哪个地方法院的法官。他的优势大概就是对英美法律程序比较熟悉,还有就是语言过关吧。但其实当时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,有很多留学回来的。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想的。他是真的重视呢,真的选拔一个人才去,还是走走形式,反正胜败已分,派个教授去就行了,很难说。开庭首日还有一个争议,就是庭审法官的座次问题,10年前拍的电影《东京审判》就突出渲染了这一细节。大多数人都说,梅先生对此据理力争,体现了伟大的爱国情怀。但也有人说他是小题大做,甚至以退出为要挟,是为民族立场而牺牲法律立场,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?我父亲自己专门写过这个过程。一开始,各国法官对座次没太当回事,我父亲认为就是按“密苏里号”上受降时签字的次序来,是:美中英苏澳……多数法官都赞同。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,他想让跟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手,他提议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国来排,就是美英苏中法。但马上有人提出,五国应该按英文字母排,中国应该在第一个。接下来的讨论就乱了。有人说应该按法官资历排,有人说可以完全按英文字母排。我父亲半开玩笑地说,如果不以“密苏里号”签字顺序排,就以法官的体重排,我们中国可以换一个比我胖的法官来。第二天开庭预演,庭长自行宣布座次为:美英中苏法加……并说已征得盟军最高统帅同意。我父亲愤然离席,回到他的办公室脱下法袍。同时,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议。庭长来跟我父亲说,今天预演先这样,明天正式开庭再说。我父亲当即表示他将辞职,让政府另派法官。如果这样的话,第二天的首次正式开庭势必延期,必然造成世界影响,这是谁都负不了责的。这样,庭长终于表示,就按多数意见,按照受降签字次序来排座位。你怎么看你父亲的座次之争?当时的状况是,国际舆论都说中国是“假强”,实力非常有限。像美苏英等强国,内心深处是不太看得起中国人的。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地位,我父亲就会特别敏感,稍微觉得自己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损害,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。但是,他们这11位法官都受过高等教育,而且都做法务工作,都有一套词令,见面很客气。我父亲在日记里也写了,说中国闹饥荒、打内战啊,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,因为当时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,都在恢复经济建设,为医治战争创伤而努力。他说,人家表面上客客气气,教养都很好,私下还不知道要如何议论我的祖国。所以他会这么敏感,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还有一个疑问是,最后的判决是如何达成的?据说,澳大利亚庭长主张仿效当年处置拿破仑的办法,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。而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无罪释放,由于这个动议,帕尔成为现在日本靖国神社中唯一供奉的外国人。我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,关于“东京审判”的日记,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是他初到东京的50多天,他后面还有一行字叫“以下转入另册”,但这个另册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。其中最可惜的,就是关于定罪量刑那一部分没有了。因为这个程序中,检察官是不能参加的,就是法官们的秘密会议。从现在的资料看,庭审记录很详细,但法官会议的记录没有,那时候好像也不录音。当时,除了庭长和十个法官参加,另外有一个翻译,因为苏联法官柴扬诺夫不懂英文,他必须带个翻译,所以一共12个人参加。我父亲是坚决要求判处战犯死刑的,因为中国人受到的迫害太深了。在他的坚持下,最终法庭判处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等7人绞刑,16人无期徒刑。但除了第一批受审的之外,其他在押的战犯后来都被稀里糊涂放掉了。1957年的时候,梅先生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?和当时很多人一样,他也是因为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。一开始是响应号召,帮助党整风,但后来风向变了。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,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,或许可以不划右派,多少对我父亲有点保护的意思。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强,他认为是响应号召提意见,而且也不认为他的观点有什么错,这样就互相下不来台。那时候外事口的领导阎宝航还为我父亲说话,他们是好朋友,结果阎宝航也受了批评,被说是“温情主义”。你父亲在座谈会上主要提了什么意见?他主要说了三点吧。一是对待苏联专家的问题。他说有的地方把奉苏联专家为神明,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。二是关于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。他说像刘青山、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案,这两人的职务不是很高,但贪污的数量却很大,那就是在财务审批制度上本身有缺陷,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个人品质问题。三是有些宣传不实。他说经济建设的宣传中不实的成分很多,很多是打肿脸充胖子,有的是做戏、表演,这种情况应该警惕和制止。当时你才5岁吧,父亲被划为右派后,感觉家里有什么变化吗?我很小,看不太出来,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,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。我父亲工资级别降了一点,原来是8级,每月大概200多块,当时算很高了。但1957年以后,好像降到11级,后来又提了1级,那以后一直是10级干部。解放后,我母亲没有出去工作,全家就靠我父亲的收入,当时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工资降了。那时候,因为受周恩来和陈毅的影响,外交部的小氛围还不错,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专家还能研究和翻译点东西,周恩来一直礼遇尊重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。946年,梅汝璈与其他10名法官在远东军事法庭合影。当时你家里生活得怎么样?我感受最深的是,到了1959年我上小学了,开学不久,同学们很爱上的体育课就取消了。本来早上8点钟上课,也被推迟到9点以后了,下午有的时候干脆放假。街道上根据医院证明能领几勺豆浆,邻居们的生活显得很拮据。我家生活也挺困难的,因为副食品供应都要靠供货证,粮食的质量也明显下降,大米里面沙子很多,在煮饭前要仔细挑。但出现这种情况的,绝对不是我一家,处境不如我们家的太多了。划为右派以后,你父亲还继续上班吗?他还在原来的条法司,并没有下放。后来文革快开始了,外交部里面也闹得很厉害,不少老干部、老专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挟持利用,我父亲反倒没人管了。1966年之后,梅先生的状况怎么样?有件事挺幸运的。那是1965年,就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,我们搬了个家。从原来那个平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。后来发现,这次搬家非常及时。如果我们还住在胡同里面的话,居委会、派出所都知道哪家成分不好,红卫兵肯定会来冲击。搬到外交部宿舍以后,那里也会有抄家,但都是外交部的造反派来抄,冲击的烈度比胡同里要轻得多了。如果不搬走的话,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。现在开玩笑说,我们那时候遇到的抄家还算文明,因为没有破坏生活用品,就是拿走了父亲的手稿。当时,关于“东京审判”的回忆录,他只写了一半。除了手稿,还有一些资料、照片、便条、笔记什么的,都被拿走了。这些东西后来还要得回来吗?后来我父亲想了个办法,他自己去部里说,需要拿回一些材料,他能更深刻地自我批判。这样就拿回了一部分,都堆在家里。他去世以后,我们整理时发现一个纸包,是用纸绳子捆着的,很整齐的一包,打开一看都是那种400格的稿纸,抄得整整齐齐,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。那时候我妈妈还在世,她一看就说这个东西找到了,下半部本来你爸还想接着写下去,但文革开始就没有写成。后来法律出版社不知道怎么听说了,说就算只有半部我们也要出版。我就拿给倪征燠先生看,请倪先生写了序,后来找到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,请他也写了一个序。1965年搬进去的外交部宿舍,总体条件怎么样?那地方在建国门外,就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上,是新式五层楼房,我们家住在三楼。有煤气、暖气,有卫生设备,我母亲觉得真是方便,不用弄煤球炉子了。那时候,北京的管道煤气很少,我父母挺知足。住得还算舒服?虽然没有电梯,房子的格局也比较老旧,但建造的质量不错,外观很朴素,那时候也不讲装修。房子没有厅,就是一个窄窄的过道,有三间房,一间比较大,一间小一点,还有一间特别小,另外就是一个厨房,一个小的卫生间。吃饭就挤在过道里,也能坐得下。1959年,梅汝璈一家在十三陵合影。这套房子你们住到什么时候?一直住到母亲去世,2005年。这个房子还在,出租了,那地方现在是CBD,中央商务区。讲拆迁讲了十来年了,来过四批开放商,他们都望而生畏,拆迁成本太高了。最近又再版了梅先生在“东京审判”期间的日记,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?这也是后来整理他遗物的时候,偶然发现的。我记得是1969年的冬天,我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回来探亲,全家准备都去干校。当时,外交部里面抄家的物资也没人管了,是谁家的东西谁家领走。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东西,再过了好几年,我父亲去世以后,才发现那个日记本的。当时发现的时候,就只有这一本日记?对,据我母亲回忆,其实我父亲的日记是记全的,很可能抄家的时候被拿走了,然后就遗失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是,搞运动的时候,他会不会自己销毁了,这也很难说。你父亲一直记日记吗?他写是写的,但后来的日记,没有像“东京审判”期间写得那么认真,篇幅也没那么长。梅先生在法律这方面的专长,后来有没有发挥的余地?他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,有过几次出国开会,主要是去苏联东欧。后来有一年,遇到中国和巴西的贸易摩擦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,认为巴西方面指责中国外贸人员的理由不成立。另外,还在《世界知识》之类的刊物写过一些文章,主要都是关于国际法,也做一些翻译工作。总的来说,外交部的风气还是重视业务的,这是周恩来、陈毅打下的基础。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,有一个航空法方面的英文文本,部里也请我父亲帮着看一看。应该说,就算是文革期间,我父亲在业务上还有零星的发挥空间。他就像一名技术专家,这种人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。你父亲的身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?文革开始后,他的身体就明显不太行了,经常要跑医院。那时候心情不太好,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,哪个老朋友自杀了。他给周恩来写过信,对造反派夺权、火烧英国代办处等,他认为很不好,很忧虑。他主要是什么病?他是心脏病和高血压,就是心脑血管的那些病。到了1972年秋天,突然偏瘫了,送进医院就没能出来,1973年4月就去世了。在那之前已经住过好几次医院,那时候我和我姐姐都在插队,多半时间不在北京,当中我还回来过一次,就是因为他住院。他有什么爱好吗?就是听听京戏。“东京审判”期间的日记里,他说每天打太极拳,后来我印象中住在平房里的那几年他还打,但后来处境不好了,似乎就不打了。在你印象当中,你父亲为人处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?他有很倔强的一面,但平时特别温和。按外交部一位老同事的回忆,说我父亲性情温和,但就是喜欢坚持一点东西,跟你硬到底。在你们姐弟俩眼中,他属于严父还是慈父?他对我们的事干预得不太多,所以说不上严,也说不上慈。我们小时候学习不能说特别好,但也没让老人操多少心。另外,他有悲观的一面,也有乐观的一面。我们读到初中,就遇到文革停课了,他跟我母亲讲,两个孩子虽说都只读到初中,但到乡下插队,认几个字也够了,将来还可以边工作边学习,迟早国家还会用人的。很多人都说梅先生是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,在你的心目中,他是个怎样的人?他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样,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抗争。“东京审判”是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,他尽了中国法官应尽的职责。我父亲有句话:“我不是复仇主义者,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。但是,我相信,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”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3年了,让我们欣慰的是,对“东京审判”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。也许,这多少能够弥补我父亲写作中断、资料丢失的巨大遗憾吧。(原标题:《问答梅小璈:“东京审判”之后的父亲梅汝璈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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